徽学是产生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一门新兴学科。它以徽州社会经济史特别是明清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为主体，以整体徽州历史文化以及徽州人活动为对象。尽管徽学研究的内容与对象涉及历史上徽州各个领域和方面，具有一定的综合性特征，但就学科性质而言，徽学应当隶属于历史学的范畴。

我们之所以把徽学与区域史联系起来，并作为本文的主题，主要是基于学术界部分同仁对徽学研究对象视为徽州地方史的模糊认识。从表面上看，尽管徽学研究的对象是徽州历史文化，但实际上，徽学研究对象远超越徽州地方史研究所承载的地域空间。众所周知，徽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主要是徽商、徽州宗族、新安理学和徽州契约文书等，离开了这些核心问题，徽学便很难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崛起于明代中叶的徽商大多经商于徽州本土之外，“无徽不成镇”、“徽商遍天下”，这些现象说明，徽商研究绝不是徽州地方史研究所能承担的问题，徽商的资本来源、融资渠道、经营领域、经营方式以及商业利润和资本投向，在明清时代都具有全国性意义。在某种程度上说，徽州宗族是秦汉至隋唐时期中原地区宗族发展的延续。

徽州现存元至民国时期2500种各类族谱，为我们提供了探讨西汉中叶以后中原世家大族移民南方后的存在形态、结构变迁最为真实而鲜活的第一手资料。而数量达100万件（册）自南宋至民国时期徽州各类原始文书的发现，不仅为我们研究南宋至民国时期徽州社会经济、历史文化、徽州各基层日常生产与生活时态等问题，提供了最为扎实的史料支撑。更为重要的是，徽州文书的时间上限与敦煌文书的时间下限正好连接起来，这就为我们研究包括中国古代土地买卖制度、租佃制度、赋役制度、司法制度、科举制度、宗族制度和继承制度等，提供了最为翔实而可靠的原始资料。

就此而言，徽学研究或者如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傅衣凌所说的“徽州研究”，是以更宏大的背景、更广阔的视野，从整体史的角度，来考量和审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社会经济、历史与文化发展的典型范本。透过徽学研究的成果，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了解和认识这一历史时期政治、经济、社会和教育文化发展及制度运行的脉络与轨迹。因此，徽学已远超越了徽州地方史的边界，而成为整体史视角下的一种区域史。这里的徽州实际上包含了统辖六县地域本土的“小徽州”和徽州活动的“大徽州”。徽学研究体现了史学界由传统注重帝王将相、王朝更迭等上层历史研究，逐步转向关注普通民众和社会各阶层历史研究发展的基本趋势。

包括徽学在内的区域史研究，目前正在方兴未艾地展开。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区域史是中国整体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加上其资料相对集中等天然优势，每一个地区从事自己所熟悉的区域史研究，有一种得天独厚的条件。全国各省市县文物考古所、博物馆、档案馆等关于地方文物史料的收藏和区域史研究，地方志和乡村（镇）志的编纂，区域党史和革命史的研究，以及出于发展经济和继承弘扬地方优秀历史文化传统的现实目的，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区域史研究的发展和繁荣。

正是由于区域历史具有地域范围相对狭小、资料收藏相对集中、研究选题相对容易以及区域所在地方政府的积极鼓励等诸多特点和优势，直接导致了包括区域经济史研究在内的区域史研究的繁荣。但是，区域史研究又有着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一是区域史中空间范围的界定问题，这里既有行政区划的边界，也有自然、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边界。二是区域史和整体史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如何处理好区域史在整体史中的地位问题。应当指出的是，区域史有其自身发展的小传统，或者称其为“地方性知识”。同时，它又是大历史或者说整体史在某一特定区域空间内的投射，区域史既是整体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又有其相对独立性。三是区域与区域之间边界归属问题，如何处理区域与区域之间边界的划分、归属等问题，是做区域史研究者须面对的问题。

在区域史研究不断走向繁荣的背景下，有些问题被历史的表象所掩盖。毕竟受到区域本身以及资料和视野的限制，区域史研究中业已出现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现象。有的学者为强调区域的独特性，往往缺乏整体史和区域类型学分析与观照，片面地夸大所研究区域的地位，甚至以并不典型的村落个案来分析或取代区域，从而得出了以点带面、以偏概全的结论。事实上，我们研究包括徽学在内的区域史，并不仅是为了区域史而区域史，而是在对不同区域归纳、比较与综合研究的基础上，重构整体史。因此，从区域史研究的前景和趋势来看，区域与区域之间的比较与综合，必将成为未来区域史研究的发展方向。

由于涉及历史学、经济学、地理学、文化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诸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如何掌握和利用包括徽学在内的区域史研究的科学方法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根据以往的研究经验，我们以为，区域史研究的科学方法，应当是以历史学科为主，进行跨学科的比较和综合研究。只有这样，才能使所研究的问题更加集中和深化，才能拓宽区域史研究的领域和路径。

我们倡导使用历史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的方法，深入区域所在的历史现场，进行现状的调查，采取回溯分析的原理，对所研究的区域进行文献和田野的调查与分析，这样才能使研究的问题更加切合实际，有的放矢。当然，在进行田野调查时，还须注意，我们所看到的现场已不是历史的完整现场。尽管它还有历史的残余，但毕竟不是历史的整体，只是一些零星的碎片。我们要做的是对这些历史的碎片进行修复和还原，使碎片成为一个整体。区域史研究碎片的复原，是建立在大量田野调查和第一手文献资料分析基础之上的。

在区域史研究中，比较研究是不可或缺的方法之一。比较研究方法要求我们，区域史研究不仅要注重区域内部之间不同地域的比较，还要同相邻或相似的区域进行跨区域的比较。即如徽州文书而言，我们在充分肯定徽州文书学术价值的同时，须要同其他区域的文书作比较，如重庆巴县文书、天津宝坻文书、贵州锦屏文书、台湾淡新档案等，只有比较才能有鉴别。事实上，徽州文书时间上的连续性、来源上的民间性、类型上的丰富性、内容上的典型性等，所有这些，都是它区别于其他区域文书的重要特点。没有这样的认知，我们对徽州文书学术价值的估量，可能就不会这样深刻。因此，千万不能孤立地进行某一区域的研究，从而使得研究陷入老鼠打洞和支离破碎的状态，最终使所研究的问题走向极端化和碎片化。

再现与重构整体的区域史，是目前区域史研究中的主流。因此，我们在徽学与区域史研究中，须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方法，高举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旗帜，用全面、联系、发展的观点，将区域史研究置于我国乃至世界整体史的视野内进行考察。同时，我们还要有区域整体史的意识，将所研究的问题置于整体史视野内来考量，不能割裂区域内部不同要素之间的联系，孤立地看待和分析这些事件与人物。

最后，还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徽学与区域史研究的史料问题。尽管区域史研究中的很多史料是第一手的，但我们不要忘记，正如文物有赝品一样，区域史的史料也有作假和作伪的问题。这一来是缘于当事人的造假和作伪，如家谱资料问题，在使用时就须慎重，我们在包括徽州在内的不少地区的家谱中发现，都有著名理学家朱熹所作的“序”。实际上，根据学者考证，其中不少序是伪造的。对此，我们须坚持“考镜源流，辨章学术”的原则，对所引用的史料进行认真的考证和鉴别，真正做到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只有这样，才能使研究所提出的观点和结论更具说服力，更有客观性和科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