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杨武金教授受邀来研究院开展讲座

应我院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杨武金教授于9月6日（周日）晚上19:00-21:00，在人文楼A240教室开展了一场以“从《墨经》的校勘与解释看国学经典研究的原则”为题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由国学院张宜斌副教授主持，雷达、易宏熙等教师以及国学院同学参加。

墨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军事家、战略家、政治活动家、科学家和逻辑学家。墨子和其学派所创立的墨学，当时与儒学并列为“显学”。《墨子》一书是墨家著作的一个总集，其较早且较好版本是明正统十年（1445年）刊行的《道藏》本《墨子》53篇，其中第40到第45篇，即《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通常称为广义《墨经》或《墨辩》，称前四篇为狭义《墨经》。《墨经》不仅记载了大量的自然科学理论和科学研究方法，还包含了丰富的人文思想，经过三百年来学者们的考证与挖掘，其已然变得可读，但在考证过程中却频频出现“比附”以及乱改文字的现象，杨武金教授在几十年来对《墨子》的研究中对此多有感触，并纠正了许多学者在《墨子》考证时的讹误，今天的讲座就是围绕这一问题，在分析《墨子》考证过程中出现过的讹误的同时，探究国学经典研究中所需要遵守的原则。

在对墨子与《墨经》进行了初步介绍之后，杨武金教授指出，《墨经》的阅读当为以《说》就《经》，但在曾经宋末刻本中曾经一度连行通读，造成了次序的混乱，后经毕沅、孙诒让等学者纠正下，才得以让《墨经》的面目重新呈现出来。随后，杨武金教授指出，宋末刻书与鲁胜所著的《墨辨注叙》所参照的版本类似，该版本的《经上》、《经下》都是分上下两栏抄录，而《经说上》与《经说下》则不分上下两栏，因此在研究《墨经》时，考证版本源流十分重要。并指出在目前最可靠的《墨经》版本是明正统十年（1445年）刊行的《道藏》本，考证时当以此为最重要的版本。杨武金教授由此指出，版本考证工作是国学经典研究的重要基础。

随后杨武金教授以《经上》的：“守，弥异所也”和《经说上》的：“[宇]东西家南北”的校勘中提到在国学经典的研究中，校勘工作是很有必要的，并且对于其文字的改动当慎之又慎，不可轻易更改。随后重点分析了《经上》中“攸，不可两不可也”一句，和公孙龙子《名实论》“不以其所不正”一句，以此说明在国学经典的研究中是不能轻易改动原文的。接下来，杨武金教授指出，文字校勘和解释必须与上下文的内容联系起来做考虑，以《经说上》“[法]法取同，观巧传”一句以及《经下》“一少于二而多于五，说在建住”一句的校勘与考证来说明进行校勘工作时应当“察类明故”，追问清楚概念或判断上的思想转换的理由或原因。

讲座尾声，杨教授强调在诸如《墨经》这类国学经典的研究工作中，要做好版本源流考证工作，在校勘与考证的过程中也应当谨慎处理，如此才能将国学经典真正读懂读好。张宜斌老师在总结中表示，杨教授对于国学经典的研究原则是每一个国学生在进行考证工作时所应学习与遵守的。最后，在师生们热烈的掌声中，本次讲座圆满结束。

杨武金，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墨子学会副会长、中国逻辑学会副会长、北京市逻辑学会副会长等。主要研究墨学、中国逻辑史、批判性思维与逻辑哲学。在《哲学研究》《哲学与文化》《文史哲》《光明日报》等刊物发表论文百余篇。著有《墨子》《墨家学派研究》《墨经译注》《墨经逻辑研究》《辩证法的逻辑基础》《逻辑哲学新论》等专著6部。译有《逻辑的力量》《皮尔士与刘易斯的归纳理论》《柏拉图的车站》等。其中，《墨经逻辑研究》获得第五届金岳霖学术奖、中国逻辑学会第二届优秀成果奖、中国墨子学会第二届优秀成果奖。2020年获评“最美墨子文化传承守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