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徐渊副教授受邀来研究院开展讲座

应我院邀请，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徐渊副教授于9月21日（周一）晚上19:00-22:00，在人文楼A255会议室开展了一场以“论《礼》之“记”的形成——论《仪礼》之《记》与《礼记》相关篇目的关系”为题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由周博老师主持，易宏熙、陈锦春等教师以及国学院同学参加。

徐老师首先从学术史切入，指出过去“古史辨”派对《礼记》成书时代的判定存在偏差，常将《礼记》笼统视为战国末至秦汉之作。但据郭店简、上博简等出土文献来看，《礼记》的不少篇章在战国中期偏晚已经形成。因此，对《礼记》的研究不能停留在笼统判断上，而应一篇篇深入研究，并将其与出土文献等结合起来。

其次，徐老师梳理了《礼》在先秦汉初的形态，指出《礼》类文献在先秦已有相当程度的经典化，接着讨论了大小戴《礼记》篇目的性质与形成。大、小戴《礼记》的取材范围广泛，包括《逸礼》《记》《王史氏记》《乐记》《孔子三朝记》《曲台后仓记》等，而小戴《礼记》四十九篇、大戴《礼记》三十九篇各有来源。徐老师援引曹元弼、沈文倬先生的分类法，将大、小戴《礼记》的篇目分为学、政、礼三类。其中“学”类文献多与《论语》体例相近，“政”类文献与《周官》关系密切，“礼”类文献则与《仪礼》礼典对应。

再次，徐老师剖析了今本《仪礼》之《记》。今本《仪礼》十七篇中实际上十二篇有《记》，内容主要补充变礼、礼辞。徐老师以《仪礼·士冠礼》记文与《礼记·冠义》为例，说明二者的密切关系。而武威汉简《燕礼》《特牲》显示，汉代简本已明确区分经文与记文，但简本并无今本“记”字标识。清华简《大夫食礼》中的经、记关系也表明，“设若之辞”往往是经文、记文对若干情况的整合与归并，体现了礼书整理、编纂的过程。

周博老师在总结中指出，徐老师的报告内容丰富，精彩生动。《礼记》的研读本身具有一定的难度，徐老师不仅对《礼记》的成书及其篇目、内容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梳理与解析，而且对如何阅读原典提出了很多建议，使人受益匪浅。在互动提问环节，徐老师耐心解答了同学们的疑问。最后，在师生们热烈的掌声中，本次讲座圆满结束。

徐渊，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博士，现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兼任同济大学经学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中华孔子学会经学研究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上海儒学研究会理事。任《现代儒学》《春秋学研究》编委。著有《两周秦汉礼典相关出土文献考疑》《〈仪礼·丧服〉服叙变除图释》，整理古籍杜预《春秋释例》、郑玄《礼记注》、吴承仕《三礼名物》等，参与点校《春秋公羊礼疏（外五种）》（获华东地区古籍整理二等奖）。执行主编《十三经汉魏古注丛书》。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承担国家社科基金等各类项目多项。